第十三章

一

夏忠林回卜奎市了，赵丹枫多留了一天，她要再去拜见一下彭老师，再听听老专家的教导。之前，赵丹枫已经把卜奎市为什么要成立调查组、调查组目前工作进展情况讲给了彭老师，她想请彭老师给指点一下，调查工作下一步的该如何进行。

初夏的哈尔滨，阳光逐渐炽热起来，却还带着一丝春日的温柔。街头巷尾，行道树枝头泛着嫩绿，令人欣喜；丁香花散发着淡淡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**大街上，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在阳光下显得更加庄重典雅。松花江畔，微风轻拂着脸庞，带来丝丝凉意。江面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天空的湛蓝。

赵丹枫和彭老师坐在江边的长椅上，望着静静流淌的江水，慢悠悠地聊着。

赵丹枫首先向彭老师询问钟文楷、唐越、姚远芳、江兰心、谭继中、老舅、三小子的具体信息，彭老师表示不了解。

彭老师感慨地说道：“当年，东北的抗日地下工作情况最为复杂，也最为艰苦，想当年，国民政府虽为合法政府，却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。而**虽是相对弱小的武装力量，却在东北顽强抵抗着日寇，尤其是地下抗日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。”

赵丹枫问：“为什么说东北的抗日地下工作情况最为复杂呢？”

彭老师解释道：“因为是多方力量交织在一起。在东北抗日斗争的早期，义勇军拥有自己并不成熟的情报网，这些情报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仅为应对一时一地的战斗开展情报工作，规模小，层次浅。国民党方面，中统和军统在东北都有地下组织，例如中统，有一段时间组织了‘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’，把之前的**东北党务办事处、东北调查室、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等几个地下情报组织整合在一起，成为了一个较大的系统，所谓‘现地动员’就是动员当地民众，在当地开展对敌斗争，就是牺牲也要牺牲在当地。其中有个叫尹毓衡的，是哈尔滨地区、卜奎地区负责人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个人，后来牺牲了。”赵丹枫说。

彭老师接着说：“而**也有自己的地下组织，这个地下组织是在满洲**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，人员很多，渗透到各行各业，甚至到敌伪机关，这些**人舍生忘死，坚贞不屈，为整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同时，共产国际也在中国东北撒下情报网，受苏联远东红旗军指挥，他们的地下工作与我党地下工作可谓两条线，有一些交集，但并不多。”

“怎么能够查到这些地下工作者比较全面的档案或者是登记呢？”赵丹枫又问。

“没有啊，根本没有。”彭老师说：“当时的地下工作为使组织尽量少遭破坏、少受损失，往往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，无数情报人员因上线或下线的牺牲或调离而与组织失去联系；同样是为了减少损失，几乎所有的地下工作者都没有档案，如果是党员，组织上还能有一份登记，而更多的同志参加组织时就是凭几句话，从此就是组织的人了。这一切，为今日的研究者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和障碍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几乎都是抗战胜利后，或建国后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写的汇报，以及回忆文章。”

“还有日伪档案，这是不可以忽视的重要部分。我们的一些烈士，是在日伪档案中发现的，记载了他的姓名年龄，来自于什么组织，是在什么时间被捕的，在什么时间被枪杀的。而我们自己组织中基本不建立或保留隐蔽战线人员的档案，因为这太不安全了，一旦出现意外，那不就被连锅端了嘛。比如1941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抗联三路军第九支队政委贺立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，鬼子在他的文件包里搜出北满抗日工作执行队名单，虽然是用密码写的，可还是被破译了，牺牲了6位同志，教训多惨痛啊。”

“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份文件。彭老师，您能再讲讲卜奎我党抗日地下组织的情况吗？我想了解得全面一些，深入一些，我是做这个工作的，感觉自己现在所学到的东西远远没有达到及格线。”

彭老师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卜奎当年是省会，也是情报工作绞杀的战场，可以说是暗潮汹涌，敌我双方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激烈搏杀，斗争异常残酷。就说我党以及共产国际在卜奎的地下组织吧，有受抗联领导的北满抗日工作执行队，有受满洲**领导的文化战线抗日宣传组织，此外就是共产国际卜奎西线军事情报站和东线军事情报站。你看看，仅仅是我党和共产国际当时在卜奎就有这么多的地下抗日组织，每个组织都有着不同的任务，在不同的时间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。比如文化宣传组织，不要小看这个组织，它发展了好多党员，下面还有一个由进步青年组成的繁星读书会，在宣传反满抗日、激发民族精神方面，做了大量工作。”

听了彭老师的这段话，赵丹枫感到很惊讶，例如在文化战线上的宣传组织，以及由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，是自己之前一直没有涉猎过的内容。她对彭老师说：“彭老师，您讲的这些我非常感兴趣，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料，可以推荐给我。”

彭老师说：“资料是有的，但很分散，要想掌握这些历史，需要你慢慢的、细心的来做工作。走吧，我请你吃午饭。”

赵丹枫说：“应该我请您，跟您讨教了这么久，必须得表示一下感谢。”

“在哈尔滨，我得尽地主之谊，必须我请，咱们去吃锅包肉，哈尔滨可是锅包肉的发源地。”彭老师说。

在饭桌上，彭老师问赵丹枫：“知道我为什么说到繁星读书会吗？这里有大学问。”

赵丹枫把不解的目光投向彭老师。

彭老师注视着赵丹枫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繁星读书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，他们不参与那些比较危险的任务，所以当年受到的损失最小，大部分成员都安全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，其中不乏后来走上各种领导岗位的人。而且当时他们都是青年学生，年龄比较小，那么就是说，现在他们的年龄也无非是60岁左右，记忆力也还好，去找他们了解当年的情况就相对容易一些。”

听了彭老师这一番话，赵丹枫恍然大悟，对呀，去找这些人，他们是活着的历史，他们是当年历史事件的见证人，虽说是外围组织，对于组织内部更多的事情了解的不多，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。

“那么到那里去找这些人呢？”赵丹枫问。

“你们市委刘**就是当年繁星读书会的成员，是其中年龄最小的，1943年他被捕的时候才15岁。”

赵丹枫的眼睛瞪圆了，这简直太意外了。“刘**？被捕过？”

“是啊，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被捕的，因为鬼子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，刑讯逼供也没有任何收获，就一直关押着他们，直到抗战胜利他们才出狱。”

“天哪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原来英雄就在身边。等我回去了，一定去采访他。”

“还有一个线索。”彭老师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赵丹枫预感到彭老师接下来要说的话将十分重要。

“你们这样调查是在兜圈子，不如直接去找张宏星、张恒星当年遭受刑讯时的亲历者，他们会证明两位烈士的清白。”

听了彭老师的话，赵丹枫心想这不等于没说吗？亲历者不就是高桥拓那个畜生吗？现在去日本找他，跟他对质？我们也不想兜圈子呀，可是没别的办法。

“哪儿去找啊？”赵丹枫小声说道。

彭老师接着说：“在日军宪兵队，当年不全是日本人，也有中国人，这些汉奸不叫宪兵，叫宪补，他们会参与对抗日志士的抓捕、刑讯。祖国光复后，他们大多数被逮捕，有血债的被枪毙了，没有血债的被判刑关押了。”

“卜奎有这样的人吗？被判刑的这种。”

“有两个，叫什么我记不得了，都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。他们应该是1965年出狱，你们可以去监狱系统查一查。”

“关键是他们出狱后去了哪里，是否还在人世。”赵丹枫说。

彭老师点点头。

“彭老师，今天我在您这儿知道了自己有多浅薄。”赵丹枫实实在在地感知了什么是历史的深厚，对面前这位老专家心悦诚服。

二

就在赵丹枫坐上了返回卜奎市的列车的同时，张思宇接到了唐越的电话。

唐越声音略微颤抖地说道：“思宇啊，我想去见见孙宝仓，顺便打听一下他认识不认识李家柱。你能陪我去吗？”

张思宇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唐老，可以呀，您想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明天可以吗？明天是星期日。”

“可以，今晚丹枫就回来了，我问问她，是不是要和我们一起去。”

“好啊，小赵要是能和咱们一起去就更好了。”

唐越自从听说孙宝仓尚在人世，便一心想要前往一见。可是他年事已高，行动不便，只好求助于张思宇了。

放下张思宇的电话，唐越坐在旧藤椅上，午后的斜阳透过窗户洒在唐越身上，为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他眉头紧锁，不禁陷入了回忆。那是1943年......

一天，姚远芳联系了唐越，二人在东亚电影院见了面。他们坐在影院的最后一排，悄悄说着话。姚远芳一脸焦急地说：“唐大哥，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，我们要营救几位进步青年越狱。监狱里面我们有内应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。繁星读书会的三位青年学生在龙沙公园碰头时被宪兵逮捕，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本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。随即宪兵到他们所在的第一中学去进行了调查，并搜查了他们的家，可是没有再找出有价值的物证。姚远芳告诉唐越，繁星读书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，一旦出现意外，可能会波及到地下情报组织，所以必须把他们营救出来。一位叫老舅的情报员从宪补李家柱那里获知，三位青年在日军宪兵队经受了酷刑，表现得非常坚强，可能日寇也认为他们只是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学生，而不是抗日组织成员，便把他们转移到第三军管区监狱。

因为第三军管区监狱部分牢房在整修加固，一些案情较轻的犯人就被安排在了临时监舍，这就给越狱提供了机会。监狱里面的内应就是孙宝仓，他给三位青年偷偷带进来了铁钎子，临时监舍的墙壁比较容易挖穿，三位青年挖了三个晚上，几乎快挖透了。

姚远芳开门见山，询问唐越能否组织几个人，掩护青年们越狱，同时还需要唐越安排撤离的汽车、船只，并提供**枪。

唐越用力地点了点头，“保证安排好。”

唐越领下任务，马上开始筹备。他首先找到了刘老歪、郑大力和王小满，他们已经成为了唐越忠实的帮手，协助唐越完成过几次任务。随后唐越安排好汽车和船只，并把手枪交给了孙宝仓。

越狱的原计划是这样，时间定在了7月20日夜，孙宝仓准备了翻墙用的绳子，也算好了探照灯扫射的时间空挡，以及岗楼看守的视线盲区，墙外由唐越负责接应，如果被发现，街角由郑大力、刘老歪、王小满负责狙击，只须狙击3分钟，三位青年就可以跳上汽车，汽车向西开到江边，青年们就可以乘船过江了。

唐越想象着三位青年在监狱里所遭受的煎熬，多么希望他们能快点逃离魔窟啊。牢房里阴暗潮湿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三位青年透过狭小的窗户，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心中一定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。青年们已经开始挖墙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挥动着铁钎，汗水从他们的额头滑落。监狱昏暗的灯光下，看守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......他也想象着夜色中，三位青年钻出墙来，孙宝仓将翻墙用的绳子递给他们，趁着探照灯扫射的时间空档，他们赶紧翻过墙来......

7月19日，孙宝仓把手枪放在了施工砖垛下面，等青年们放风时来取，施工区与放风区隔着一道临时铁丝网，不幸的是，突然有几个看守来加固这道铁丝网，手枪被发现了。监狱长马上组织狱警们开始了大清查，虽未查清手枪来源与取枪人，监狱却立刻加强戒备，增派警力与巡查频次，越狱已经明显不可能。

7月21日，全部在押人员被转回整修好的牢房内。唐越、姚远芳与孙宝仓只好放弃行动，越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。

不久，三位青年被伪满高等法院判刑15年。可见伪满洲国所谓的法律是多么虚伪，日寇对反日思想的**是多么残酷。好在两年后日寇投降，三位青年学生出狱，重获自由。